（刘青海教授主讲）
一、导言：从歌谣、乐章到徒诗
刘青海老师指出，相对于盛唐七绝的主气、讲究兴象风神，中晚唐七绝则是“以意胜”或“主意”的，这一看法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七绝从盛唐到中晚唐之流变的起点。
但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中晚唐七绝“主意”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
刘青海老师认为，七绝的由盛入中晚，同时也是七绝体制本身从以乐府体为主向以徒诗体为主的发展过程。故在讲座的开始，刘青海老师就引入了北京大学钱志熙教授“从歌谣到乐章再到徒诗，体现了人类诗歌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重要观点，即歌谣是最自然、最原始的诗歌形式，植根于人类讴吟情性、感物言志的天性；乐章是入乐歌词，以音乐为主题，有固定的文本；徒诗是个体的诗歌，是自觉的诗歌艺术。根据这一观点，可以将绝句分为乐章体和徒诗体两大类。
二、唐前及初盛唐绝句
关于绝句内部乐章体和徒诗体的分类，胡应麟已有涉及。钱志熙《论绝句体的发生历史和盛唐绝句艺术》即认为汉魏六朝五七言四句体的体制“可分为乐府体和徒诗体两大类”，指出“举凡宫怨、闺怨、关山、行路、征夫、思妇乃至于离声别曲，或出杂曲，或应事制题，举凡事件倾向于客观性质者，多属于乐府体”。
刘青海老师进一步指出，初唐七绝与宫廷应制唱和渊源颇深，少有个人化抒情的作品。盛唐诗坛上，王昌龄以乐府体绝句为主，王维、李白以徒诗体绝句为主。盛唐绝句无论是徒诗体还是乐府体，都属于最典型的抒情诗，一气呵成，把握到了七言绝句作为抒情短歌的本质。
刘老师表示，唐人较早使用“绝句”标题七言四句体，其绝句的体制与乐府体迥异，是有意识地学习晋宋徒诗体绝句的。杜甫之后，唐人七言四句体自题绝句的例子才渐渐多起来，变成一种普遍的情形。相对于典型的盛唐七绝，杜甫七绝一方面拓宽七绝的表现领域，无事不可入绝；同时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质，表现特定主体的个人情感与视野，突破“即兴吟咏，情志为尚”的传统，追求逼真地个性化地再现客观事物与作者的观念，对于中晚唐绝句影响深远。
三、中晚唐七绝的题材扩张和风格变化
刘老师认为，中晚唐诗人创作的七绝，主要是以徒诗体为主的。相对于盛唐七绝，中晚唐七绝在题材上引入与“典型的情感事件”相对的日常生活，章构由多样变为单一，风格上注重写实、甚至平浅，境界上由高远转向平实，产生了一批热衷于表现俗理、俗意的七绝作品。只有如李益等少数诗人继续走盛唐七绝兴象玲珑、自然浑成的路子。
刘老师以元、白诗歌为例，指出中唐徒诗体七绝在数量的剧增也导致其艺术在整体上呈现出下滑趋势，并且构成中晚唐七绝艺术走向分化的一个侧面：
一方面，中晚唐仍有艺术上极为精工、艺术感觉也很丰富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都是风行当世并流传后世的名作；另一方面，大部分作品诗意减少，不能像盛唐七绝一样，带给读者浓郁的艺术感受，往往只流于比较浅层次的小趣味，也就是胡应麟所说的“遽减风神”。这两方面合起来，才是中晚唐七绝的全貌。
刘青海老师表示，徒诗艺术的扩张必然会带来七绝数量的增加和题材上的扩张。徒诗体七绝在中晚唐的发展，正是走的这样一条道路。而起源于抒情短歌的绝句，其基本性质是一种自然合乐的诗体，自有其最适合表现的题材领域。题材上的肆意扩张，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风格上趋向浅俗。所以，七绝从盛唐的高华浑成转向中晚唐整体上的世俗平浅，某种程度上，也是诗体发展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四、中晚唐七绝主“意”的倾向
“意”即讲究意匠经营。由于中晚唐诗人大多采用徒诗体，表现的是个人化、主观化、日常化的生活内容和人生境界，七绝题材本身的抒情性大大降低了。这就要求诗人在造意构思方面下工夫，以弥补抒情性的不足。
刘青海老师指出，中晚唐七绝真正的精工之作虽然讲究造意，但胜处不全在造意，皆深得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妙。在晚唐诗人中，李商隐的七绝最得七绝之神，不但有极强的抒情性，还创造出极为完整的个性化的意境，通首通彻玲珑。不过，李商隐的部分七绝也未摆脱晚唐诗歌的巧僻之病。咏史七绝的翻案之风，中唐渐起，晚唐大盛，正是中晚唐七绝“主意”的典型表现。
刘青海老师最后总结，七绝徒诗艺术的增加，导致绝句题材的扩张和艺术上造意的倾向不断加深。中唐元白的平浅和晚唐李商隐的精工，都是徒诗体艺术发展在风格上的体现。在造意上虽有浅近与深刻之别，其于七绝一体“重意”则一。
